去往戈壁的大巴上，学生们睡着了，这天早晨，应会上主办方的要求，他们凌晨3点半就起了床。

李子澄说，旅游旺季车费贵，在早上空档期用车，就不是包一天的车，而是付一趟的钱，“都是大学生，想给大家省点钱”。

赵宇还醒着，窗外，房屋渐渐变少，一路的颜色变得单调，大巴不住地上下颠簸，他知道，戈壁快到了。

8月1日5点到7点之间，学生们陆续到达戈壁挑战赛起点。

无人机留下的航拍照片上，大地粗糙而黯淡，布满赤裸粗硬的石块与黄沙，稀疏的植被星星点点分布在漫无边际的土地上。天空与地面交界处，依稀可见远处绵延起伏的沙山。

起点线前，分散着一团一团的赤橙黄蓝绿，是戈壁滩上少有的色彩——1000个学生被分为五个军团，军团中又分10人一小队。他们背着随身的行军包，戴着下发的迷彩帽子和围脖，除了马甲颜色的差别，几乎分不清谁是谁。

赵宇站在人群中，站在戈壁的边缘，眼前是一望无际的前方，第一次感觉到人的渺小。

无人机航拍参赛学生在起点线前等待

他拿出手机看了看，屏幕右上角的信号格显示为几条横杠——他们即将进入无人区。

学生们将装着帐篷与衣物的行李包放下，待主办方派车送到营地。9点到10点，军团一个接一个出发，浩浩荡荡的千人队伍涌入了戈壁。

起初，大家都很兴奋，忙着拍照，补给也充足。参赛学生刘伊宁记得，每隔十几分钟，身边会有一辆补给车经过，可以拦招停下，大约2公里会经过一个补给点，参赛者可以拿空瓶换水。

在徒步过程中队员互相照应

脚下的路逐渐变得难走起来，“开始小石头居多，后来沙丘，再后来小石头变多。”赵宇说。

高奇买了专门的徒步鞋，但地面时而硬、时而软，走起来非常不舒服。前述《统一回复》提到，正常戈壁徒步挑战赛路线基本属于平路，而“我们的戈壁挑战赛路线有较多需要翻越戈壁、沙丘、石山等，路线难度较大”。

走了近两个小时，赵宇的脚磨出了水泡。他不敢休息太久，怕停下后泄了气。队伍像一条前进的长龙，最后的人看不到最前方的人。他属于第四军团，处于队伍末端。

1000多人的队伍像一条长龙

赵宇在队尾，看不到最前方的队伍

高奇走在队伍最前方。中午12点40分，路标旗旁，一辆面包车在他身边停下，司机告诉他“走错了”。高奇感到纳闷，司机说：“你们没看前面没有旗子吗？”

在广袤的戈壁滩上，没有任何地标参照物，全靠领路车插旗设置前进方向。

司机将高奇和几名队员带到了一个小沙丘上。高奇有些懵，其他参赛队员也渐渐走过来，挤满了沙丘。很多人不知所措，赵宇到达时，有人告诉他“开路车找不到路了”。每个队配有一个对讲机，赵宇听到手中对讲机发出嘈杂的声音，来自不同队伍的队员互相发出疑问。

这天没有云，风很大，阳光明亮得刺眼，敦煌的最高温度达36摄氏度。

焦虑的气氛开始在部分学生中蔓延，将时间拉得漫长。车辆里的组委（即大学生义工）告诉高奇，“线路规划错误，现在旗子插错了，重新插。”高奇询问后，发现他们不知道路线，也联系不上负责人。人群中出现此起彼伏的质疑声，“这组织的什么活动。”赵宇感到轻松，可以短暂休息一会儿。

罗佳挤在山丘上，也开始慌了。她记得，路线好像会经过鸣沙山（景区），她问队友：“鸣沙山到底离我们多远？”去过鸣沙山的队友回：“没那么近。”她心里“有些咯噔了”。

在这之前，她翻越沙山时看到不少植被有滤布罩着，越往里走分布得越规律，她暗暗地想：我们可能踩到政府的保护区了。她觉得很不舒服，好像被迫走了非法的路线，“做了违法的事情。”那是不是再往里走，就会经过景点呢？罗佳边走边自我安慰：“我们要相信主办方。”

参赛学生回忆，他们在沙丘上等候了半小时至一小时后，队伍重新出发。罗佳有些动摇了。

罗佳在徒步过程中发现一些区域有滤网罩着植被

矛盾爆发

更大的矛盾在下午爆发。一些学生发现，他们受伤后，没能及时得到医疗与救援保障。

从沙丘出发不久，经过一片乱石滩时，高奇不小心崴了脚。他一瘸一拐走到附近的车前，车上的义工看了看他说：“还有五六公里，再坚持一下，磨练一下自己。”他无言以对，感到一阵愤怒。

罗佳的膝盖也在徒步过程中受了伤，她曾有旧伤。经过的救援车她一辆一辆问，但车里都满员了。看着坐在里面休息的参赛学生闭着眼，流了很多汗，她不好意思再提，只说“好的好的谢谢”，撑着登山杖继续行走。

对讲机的公共频道里也发出焦急的声音，赵宇听到，一名队长不停呼叫：“救护车救护车在哪，我的队员脚不行了”，始终没得到回应。下午2、3点，赵宇队伍中也有三名队员中暑，前后上了救援车。但休息后继续走的队员没能再与队伍汇合，也无法联系到原来的队伍，只能一人走完剩下的路程，“我们就再也遇不到了”。

刘伊宁的队员中暑后，脸很红，“头很疼，站不住”，她向所有路过的车都招手示意，没有车停下来。队长对讲机呼叫救援，得到“自己找车”的回应，40分钟后车辆才到。“车把她送到营地后，仍然没有药品，只有供遮阴的帐篷和冷贴。”

赵宇判断，那段时间，可能也有部分学生因为走不动而上车。他是医学专业，看到有人“上车时还有精神，不像中暑的样子”。

对此，李子澄说，当时协作方“柏森户外”安排了32台救护车，“除了做医疗救援还有其他任务，导致救护车不够”。

高奇走不了了。一个多小时中，脚踝越来越疼。他走向最近的补给点，对停着的小货车司机坚决地说，“我脚崴了，绝对不能再走了。”司机让他坐到货箱上，车上没有座位了，“但他们志愿者（义工）在前面好好地坐着。”

露天货箱上堆着矿泉水和杂物，高奇形容自己“赖”在那儿了。他爬上车后，路遇7、8名参赛者，中暑的，脚崴的，一起挤在车上。

货车摇摇晃晃地往前开，渐渐远离了大部队。一路上，高奇遇到团队中的医生，得知1000人的队伍就配了一个市人民医院的专业医生，而身边同学手机软件记录的里程显示，车辆从中午等待的沙丘到营地开了20公里，不是之前义工说的五六公里，被欺骗的感觉又一次在高奇心中腾起。

他想，这活动必须要先暂停，至少保证参赛人员的安全。

协商与交涉

下午3点半不到，高奇到达营地。这是戈壁滩中的一块平地，几个简易的大遮阴棚下，1000多个学生们挤挤挨挨地坐在地上休息。有人找不到地方乘凉，就靠在车辆的阴影下借一丝阴凉。

医疗志愿者用酒精喷雾处理了一下他的脚伤，“冰袋也没有。”他问对方有没有从业资格证，两人说了几句，对方最后说：“要不我把医院给你搬来？”高奇气得说不出话来。

他决心，下午就回市区就医和报警。他要找到承包的户外机构负责人与另一名活动的分管负责人，提出对比赛的种种质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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